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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商投資法》的全面解讀可以看出，無論是協議控制（即VIE架構）界定的變更、“準入前國民待遇”的制度鞏固，還是明確外企平等參與政府采購等條文，都體現《外商投資法》的立法目標和制度選擇，意在培育更有活力的市場多元主體、建設更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打造更優良的市場營商環境。
廣州要以落實《外商投資法》為契機，通過改革來推動體制、服務、要素市場和開放機制創新，持續營造穩定透明、可預期的市場投資環境，在打造“廣州樣本”建設中持續在新優勢、新功能、新品牌、新模式四個方面精準發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時強調：“外商投資推動了資源合理配置，促進了市場化改革，對我國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正是習近平總書記這一深刻思想的成功立法實踐。它為中國進一步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了法治保障，更加彰顯了我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協調推進的政策定力和不懈努力。
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外商投資法》更側重于確立外商投資管理領域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框架，其順利施行和進一步完善制度型開放體系，仍需要根據實踐情況完善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更新和制定配套外商投資服務的操作細則等規范性文件。因此在基本統一政策方向和審批程序的前提下，順應中國高質量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發展新趨勢的需要，廣州應如何視自身情況而自行規定實施細則，進而以開放促發展，以開放促改革，實現廣州營商環境的進一步優化，這些都是廣州當前營造現代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時需要清醒認識和認真對待的課題。
打造新時代營商環境的“廣州樣本”
廣州屬于較早謀劃提升營商環境的城市之一，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在人文環境、基建設施、政務服務、市場規模、法制建設等發展條件上積累了一定的前期優勢。但隨著改革逐步進入了“深水區”，想要在強化已有優勢的基礎上打造全球企業投資首選地和最佳發展地，則需要廣州進一步突破自身的舒適區，落實高質量發展要求，打造新時代營商環境的“廣州樣本”。
一是為發展而“改”的高效化政務環境服務“樣本”。一方面要抓實“放管服”改革措施的落地，特別是用好“壓縮企業開辦時間”改革這一國家級試點的契機，如廣州在開辦企業全鏈條環節程序方面，商事登記效率速度“領跑全國”。另一方面要發揮重點區域在營商環境改革方面的示范效應，例如廣州開發區在全國率先推行行政審批和技術審查相分離，企業投資建設項目審批時限縮短至15個工作日，財政投資項目縮短至75個工作日。通過以點帶面引領區域試點改革，促進全市整體營商環境再上新臺階。廣州要長期保持高效率的政務服務環境，為營商環境改革的“廣州樣本”提供可靠的體制機制保障。
二是為發展而“保”的國際化開放化市場環境保障“樣本”。一方面簡手續，保增長，努力保持各類所有制企業總量快速增長。截至2018年6月，全市實有各類市場主體191.68萬戶，同比增加29.51萬戶，增長18.19％。其中全市新登記市場主體21.17萬戶，同比增長44.8％，企業占比由2016年的42.9％增至2018年的49.13％。另一方面嚴監管、保活力，推動政商關系“親”而有度、“清”而有為。2018年以來，廣州在優化市場環境的具體實施準則上率先采用信用聯合獎懲清單管理、以“信用＋監管”為核心推動市場監管體制改革。并在此基礎上全面構建廣州信用大數據，打造全國信用信息歸集最全面、應用最廣泛的公共信用平臺。保護好各類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是為打造營商環境改革的“廣州樣本”提供優質市場環境的培育條件。
三是為發展而“守”的信息化法律環境保障“樣本”。廣州一直以來都在持續優化法律保障服務體系，結合新技術與新方法，全力打造“線下”調解與“線上”調解并行的“一站式”、智能化多元化糾紛化解體系，其中“商事多元調解平臺APP”上線一年，已成功化解商事糾紛155項；與此同時，廣州為落實國家發展戰略的關鍵節點，積極整合粵港澳大灣區內部資源，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環境。以南沙自貿區法院為例，在堅持我國民事訴訟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分別于2018年6月和10月出臺《港澳籍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活動管理規定》《涉港商事案件屬實申述規則適用規程》，為深化粵港澳司法交流與合作，推動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提供了法律保障環境。因此，廣州要持續提升法律環境，消除各種矛盾沖突的信息盲點，為打造營商環境改革的“廣州樣本”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路徑。
在新優勢、新功能、新品牌、新模式上持續精準發力
在經濟高質量發展時期，營商環境既是城市的生產力，也是競爭力。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廣州亟須對標國際高標準，以便系統施策。如何進一步為千年商都的營商環境優化持續注入新的動力？筆者認為，應以貫徹落實《外商投資法》為契機，通過改革來推動體制、服務、要素市場和開放機制創新，持續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市場投資環境，在打造“廣州樣本”建設中持續在新優勢、新功能、新品牌、新模式四個方面精準發力：
一是重視制度紅利，落實體制創新，培植優化營商環境的廣州新優勢。在當前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原有的“政策紅利”逐步讓位于“制度紅利”模式，這對廣州體制機制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商投資法》的出臺，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捋順有著更高的標準。一方面，廣州要合理劃定政府的行為邊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依靠粵港澳大灣區（特別是港澳地區）的高效體制對廣州進行“倒逼改革”，重點應當在“放管服”上有所作為，推行商事全程信息化改革（“互聯網＋商事”服務模式），提升外商投資主體辦事的速度、透明度和可預期程度，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還應進一步吸納“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訴調對接中心的有效模式，為廣州外商投資、貿易主體提供便捷、高效、權威的糾紛化解服務，提高廣州外商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此外，還應以負面清單為重要抓手，破除制度“玻璃門”，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為突破路徑，為外商企業的跨境投資貿易活動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深刻把握“制度重于技術”的思想內涵，高效落實體制機制創新，有助于培植優化營商環境的廣州新優勢。
二是強化服務意識，堅持政務創新，打造宜商化環境的廣州新功能。廣州正處于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各級各部門要進一步增強發展意識和服務意識，對企業做到主動服務、精準服務，堅持以政務創新服務市場主體。一方面，需要政府深入推動政務服務改革深化，以改革創新的思路，加快政府職能深刻轉變，進一步細化優化營商環境的具體措施，縮短服務鏈條，優化服務流程提升服務質量，以外商投資辦事流程上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具體而言，廣州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將單證合規和辦理施工許可分別進行大幅壓縮。另一方面，廣州還應當堅持以外商投資的需求為導向，找準外商投資在“事前—事中—事后”的“堵點”和“難點”，全力推進政務改革的步伐，打破原有的涉企收費利益化格局，穩步推進市場中介服務主體的蓬勃發展，加快建設各類商務服務設施，從而在推進外商投資和打造營商環境上增添助力，以實現“政府—市場”服務意識的雙重擬合。提高政府服務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推動政務創新，有助于優化營商環境的廣州新功能。
三是明確主體意識，推動要素市場創新，培育優質營商環境的廣州新品牌。廣州應把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當做頭等大事來抓，樹立自身在營商環境培育上的核心作用，在恪守市場邊界的前提下，積極推動要素市場的創新。在金融要素市場上，應積極扶持各類金融機構特別是金融新業態主體，鼓勵其依托創新信息技術支撐拓展客戶；加強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提高直接融資規模比重；引導國內外天使、創投、私募股權機構投資實體經濟，培育和健全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規律的區域金融市場。在勞動力要素市場上，為打造優質營商環境的廣州品牌提供支撐，需要注重引進和培育領軍人才。不但要落實對列入廣東省“特支計劃”等國內關鍵性領軍人才的資金和政策落實配套保障，而且要基于國際視角，對國外人才一視同仁地提供良好創新創業環境。廣州只有在創新自身要素供給模式的條件下，才能有效地為市場主體（包括外商企業）提供更好助力。樹立好政府在營商環境優化中的主體意識，推動要素市場供給的創新，培育優質營商環境的廣州新品牌。
四是抓住前沿趨勢，推動開放機制創新，開啟新時代互利共贏的廣州新模式。營商環境是一項涉及經濟社會改革和對外開放眾多領域的“系統工程”。廣州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一方面在等待商務部后續出臺的配套細化法規規章的同時，需要進一步提升國際化全球化視野，主動對標倫敦、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等地的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指標，在法律框架許可內，順應需要主動作為，利用大數據、移動互聯等先進技術，持續提高企業開辦、產權登記、經營許可等效率，提高營商環境的便利化水平，進一步優化公開透明、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另一方面，貫徹落實好《外商投資法》，亟須逐項檢查各項政策措施在廣州各區的落實情況，對尚未有效落實的政策，要抓緊研究解決辦法，確保政策的實施不打折扣。在加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保護的同時，需推動廣州高水平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把握好國際城市一流營商環境競爭趨勢，形成開放機制創新高地，實現互利共贏。
（作者系廣東金融學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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