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陵開放 再現南漢文化記憶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6月10日宣布：適逢康陵遺址考古發現20周年、廣州考古70周年之際，康陵遺址全面完成本體保護與展示利用工程，自2023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6月10日）正式向公眾開放。　　康陵遺址位于南漢二陵博物館西側康陵路，從博物館南門步行5分鐘可達。如今，公眾既可以在博物館通過文物展覽欣賞1000多年前五代南漢的歷史畫卷，也可以在康陵遺址本體駐足參觀，領略當時的王陵布局和建筑文化。　　南漢為五代十國時期“十國”之一。康陵為南漢開國皇帝高祖劉巖的陵墓。這是廣州繼南越文王（趙眜）墓之后，第二座向公眾開放的王陵。康陵遺址從2003年6月開展搶救性考古發掘，2016年1月啟動本體保護與展示工程，2023年6月10日展示開放，是廣州考古人二十年如一日，接續奮斗的成果，是文物部門在文化遺產搶救、保護、利用實踐中創新探索的典型案例。圖為康陵開放現場，觀眾可通過廣州考古、南漢二陵博物館微信公眾號預約參觀（每天限流預約1000人）　　五代十國時期唯一布局完整的陵園建筑基址　　南漢康陵位于番禺區小谷圍島北亭村大香山南坡，北與青崗德陵，也就是南漢烈宗劉隱的陵墓相距800米，于2003年至2004年發掘，是我國考古發掘揭露的五代十國時期唯一布局完整的陵園建筑基址。　　2003年3月至2004年10月，配合廣州大學城建設工程，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小谷圍島進行了全面的考古調查勘探和搶救性發掘。其中，五代南漢德陵和康陵的發現是此次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成果，它們分別位于北亭村的青崗（現華南師范大學校園內）和大香山。康陵與德陵（劉巖兄劉隱之墓）并稱南漢二陵，被評為200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6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被列為廣東省首批大遺址項目。　　此次向公眾開放的康陵，由陵墓（玄宮）及地上建筑（陵臺），四周的圍垣（神墻）、角闕和陵門，以及陵門南面的廊式建筑三大部分組成，坐北朝南，整個陵園范圍南北長約160米，東西寬約80米，南北高差達15米。　　　　陵墓位于陵園中部偏北，由地下的墓室和地上的陵臺兩部分組成，墓室被多次盜擾，前后有北宋至明清時期的盜洞7個。墓室內長10.65米、寬3.16米，內頂高3.28米，分甬道、前室、中室和后室。墓壁用厚大素面青灰磚錯縫結砌，厚1.5米：項為四重券拱，厚達1.45米。墓壁和券頂的磚縫間均用灰漿粘接，結構頗為堅固。前室近甬道處立哀冊文碑一通，保存完好。碑石為青灰色，表面平滑，側邊刻纏枝蔓草紋，中央淺劃線狀方格，格內楷書志文，共1062字，自銘為“康陵”。墓室曾多次被盜，劫后余存的完整器物很少，多為殘片，主要出土于盜洞填土和中后室，有瓷、釉陶、陶、玻璃、銅、銀、鐵、石、玉器等幾大類，以瓷器、釉陶器和玻璃器數量最多。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強祿在《南漢康陵的陵寢制度》中指出，康陵陵墓位于陵園正中偏北，由地下的地宮和地上的陵臺組成，周圍環繞有散水和排水溝；陵墓四周圍護有神墻，神墻南部正中建有神門，四隅建有雙角闕，南神墻外側還有一排廊式建筑，其南側推測可能還有神道或石獅、望柱等。與唐宋皇陵以及唐陵中“號墓為陵”的陪葬墓相比，形制上是大同小異，應該是基本遵從了自漢以來的陵寢制度，但與后者的皇陵相比規模則小得多，建制也簡化了許多，也帶有一些時代和地域的特點。　　書中還提出這樣的疑問：康陵的“圓形方座陵臺改變了漢唐封土以方為貴的傳統，封土刷灰粉飾的做法為宋代皇陵所繼承，陵前的廊式建筑則為唐宋皇陵所不見。尤其是方座陵臺上的覆缽狀包磚封土丘，是否與印度建筑中的窣堵波有關？”　　總之，小谷圍島上的這“南漢二陵”是五代南漢國的標志性史跡，其營建形式特別，圓丘形陵臺形制獨特，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為我國古代陵寢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例。康陵哀冊文是目前年代最早的哀冊文碑石，其內容有的可與南漢史及廣州現存的南漢遺跡相印證。　　廣州確認四座歷代王陵 其中南漢有三座　　今年是廣州考古70周年。1953年以來，廣州地區發掘歷史時期古墓葬數千座，當中可以確認的有4座為封建地方政權的王陵，其余均為不同歷史時期的臣民墓葬。　　歷史上以廣州為都城的曾經有三個小王朝——南越國、南漢國和南明政權。南越國歷五主，93年，分別是趙佗、趙眜、趙嬰齊、趙興、趙建德；南漢國包括劉隱在內共三世五主，67年，分別是劉隱、劉巖、劉玢、劉晟、劉鋹；南明政權僅存在40余天，在今越秀公園留存有“紹武君臣冢”史跡。　　目前廣州確認發現的4座王陵，分別是：　　南越文王趙眜墓，位于解放北路，1983年發掘；　　南漢烈宗劉隱德陵，位于番禺小谷圍島（廣州大學城）北亭村，2003年發掘；　　南漢高祖劉巖康陵，位于番禺小谷圍島（廣州大學城）北亭村，2003一2004年發掘：　　南漢中宗劉晟昭陵，位于今廣汕三路附近，1954年發掘。　　四座王陵當中，南越文王墓如今已經成為廣州最熱門的文博“打卡點”之一，公眾對之相對熟悉，其代表文物如“文帝行璽”金印、虎節、角形玉杯、龍鳳紋重環玉佩等，也已經“出圈”成為許多人所知的著名文化IP。但相對而言，南漢時期的三座王陵，由于之前沒有向公眾開放，所以知曉度不高。　　那么除康陵外，另外兩座王陵的情況具體是什么樣呢？　　南漢德陵位于番禺區小谷圍島北亭村青崗北坡。2003年發掘。豎穴土壙磚室券頂結構，坐南朝北，墓壙長26.47米、寬3.4——5.82米，前部有平坡式墓道，未見墓上建筑痕跡。墓室分前室、后室，前室前部有磚砌封門。該墓在明清的地方史志中已有記載，遭嚴重破壞，墓室內的陪葬器物無存，后壁及兩側壁龕均遭破壞，鋪底磚全被撬起。墓道南端緊貼封門處用單磚東西向疊砌三層作為器物箱，南北寬1.53米、東西長3.21米，內置青瓷罐190件，釉陶罐82件，共計272件。器物擺放東西呈列，南北呈行，整齊有序，應是當時“墓前設奠”之遺留。德陵很早就被人們發現，但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劉巖墓康陵，當地老百姓稱其為“劉皇冢”或“劉王冢”。　　德陵墓道器物箱出土一批青瓷罐，是五代青瓷的珍品。其中素胎無釉的木瓜、菠蘿、香蕉、馬蹄、茨菰、桃、柿等象生祭品，是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一批蔬果類象生陶瓷制品，可為中國陶瓷史增添重要的一筆。此外，德陵出土的外國玻璃制品對研究古代玻璃和對外貿易交通也具有重要價值。　　南漢昭陵，西南距廣州古城約20公里。1954年發掘。墓地三面環山，墓葬坐落在北面山峰的南麓。墓前原有石馬、石象等。墓室全長11.64米，內分前室、過道和主室。過道以單磚砌墻，鋪長方形水成巖大石一方。主室比過道低，前部有承柱以支撐券拱，券拱頂外全部鋪磚，現存最厚達7層。殘存隨葬器物以陶瓷器居多。少數墓磚表面或側面有“乾和十六年四口興寧軍口”等文字，根據“乾和十六年……”文字磚和該慕規格，斷定此墓為南漢中宗劉晟的昭陵。　　歷史記載中的康陵富有傳奇色彩　　有關康陵，歷史記載很多，有一些還很有傳奇的色彩。　　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載：“劉龑墓，在番禺東二十里，其地有南亭、北亭。海潮圍繞，中不過十余里。墓在北亭洲旁，疑即昌華苑地也。崇禎九年秋，洲間有雷出，奮而成穴。一田父見之，投以石，空空有聲，乃內一雄雞，其中夜盡聞雞鳴。于是率子弟以入，堂宇豁然，珠簾半垂，左右金案玉幾備列。有金人十二，舉之各重十五六斤；中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者與后，重各五六十斤；旁有學士十八，以白銀為之；地皆金蠶珠貝所筑，旁有便房，當窗寶鏡大徑三尺，光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動；碧玉盤一，以水滿注其中，有二金魚影浮出；他珍異甚眾。田父先持鏡歸，光動鄰舍，亟碎之，有一珠人夜輒作怪狀，懼而棄之。于是鄰人覺而爭往，遂白邑令，令亟臨其地視搜發，令得玉枕一，金人四以歸……”這段文中講到明朝崇禎年間一田父偶入劉龑墓的經歷，里面充滿奇珍異寶，甚至還有能游動的玉魚，宛如神話中的場景一般。　　張強祿梳理了歷史文獻中對康陵的記載，發現成書于清嘉慶年間的《羊城古鈔》，清同治版《番禺縣志》，以及《南漢金石志》等古籍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載，估計源于同一版本，“推測康陵被盜之后不久，即有人抄錄過康陵哀冊文碑上的主要內容，但自清以來，并未有人再次進入康陵墓室抄錄或拓印碑文，屈大均本人可能都沒有真正進入墓室考證碑文。”　　歷史鏈接　　南漢國簡史　　南漢是五代十國時期嶺南的一個王朝。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后梁建立，嶺南東道觀察使、清海軍節都使劉隱以擁戴功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又兼靜海節都使、安南度護。乾化元年（911年）劉隱卒，其弟劉巖（初名巖，更名陟，復名巖，改名龔，終名龑）代為清海軍節度使。后梁貞明元年（915年）劉巖表求加四鄰都統，封南越王，梁末帝拒絕，劉巖自立為南越王。　　貞明三年（917年）十一月一日，劉巖在廣州稱帝，國號大越，建元乾亨，改廣州為興王府。翌年（918年）改國號漢，史稱南漢。劉巖在位26年，于南漢大有十五年（942年）卒，其子殤帝劉玢即位，一年后（943年）被弟劉晟所殺，劉晟在位16年，廟號中宗。后主劉鋹于大寶元年（958年）即位，在位14年，到宋開寶八年（971年）宋兵入廣州，劉鋹降宋，南漢亡，由是南漢前后經歷了55年的時間，算是五代十國當中存在時間比較長的一個王朝。　　（據張強祿《史料記載中的南漢德陵與康陵》）　　延伸閱讀　　“1+N”多元參與模式　　從康陵開放看廣州文物保護利用　　康陵的發掘與保護利用，是廣州推動文物保護利用的重要實踐　　2016年1月，康陵遺址保護利用工程啟動。工程嚴格遵循文物保護原則，采取了保護性回填地表標識、本體加固揭露展示、上蓋保護性設施等多種手段，使其免受自然的侵蝕和人為的破壞。康陵遺址保護利用工程有效維護了文化遺產的歷史真實性、風貌完整性、文化的延續性。　　在完成康陵遺址文物本體保護工作的基礎上，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深入挖掘康陵遺址的歷史文化價值，利用康陵陵臺保護上蓋內有限的空間展示康陵遺址的文化內涵，用“祭壇？陵墓！”“島上時光”“遷神”三個板塊講述康陵的故事。　　康陵遺址與南漢二陵博物館常設展覽“漢風唐韻——五代南漢歷史與文化”交相輝映，為公眾全方位呈現南漢歷史往事與文化記憶。　　康陵的發掘與保護利用，是廣州推動文物保護利用的又一重要實踐。　　近年來，廣州堅持“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的文物工作方針，讓越來越多的文物真正成為公眾的文化財富。　　廣州市第二批文物保護利用典型案例展現多元探索　　同時，廣州在推動文物保護利用方面還有更多更豐富的探索。如日前，由廣州市文化廣電旅游局主辦的2023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主題活動——“廣州市第二批文物保護利用典型案例暨文創產品推介活動”，在廣州華僑博物館（五仙門電廠舊址）舉行。活動現場發布了“廣州市第二批文物保護利用典型案例”名單，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活化利用項目、黃埔區文化遺產檢察官制度等17個案例入選。南漢二陵博物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百變鸮小”IP主題文創、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陳家祠文創”等5家文博單位的文創產品獲推介。　　記者現場了解到，廣州在堅持保護為先的基礎上，逐步探索出多種文物不同的活化利用模式，將文物保護利用與城市更新、舊城保護、鄉村振興相結合。　　多處舊建筑因及時有效的修繕保護而延續了文化生命，如越秀區五仙門發電廠舊址修繕提升與活化利用、海珠區鄧氏宗祠附祠修繕及活化利用、荔灣區斗姥宮修繕及開放利用、增城區中新鎮崗埔圍壟屋修繕工程、黃埔區菊圃祖祠修繕工程等。　　制度建設和模式探索方面的進展也很亮眼，如黃埔區在省內首創的“文化遺產檢察官”制度、禺南武工隊舊址活化利用、沙灣三稔廳活化利用、錦綸會館絲織業文化展覽館、南沙橫檔炮臺稅史教育基地等，都堪稱典范。　　社會共建“文物+”融合發展，讓文物“活”起來　　廣州還通過社會共建讓文物“活”起來。政府、企業、社會共同參與，文物保護與城市更新、舊城保護有機結合，逵園、李小龍祖居、萬木草堂、楊匏安舊居、柏園、廬江書院等一大批不可移動文物得到活化利用。　　將挖掘文物內涵、實施文物活化作為推動鄉村文化傳承、產業振興的重要抓手，在黃埔文沖村、番禺沙灣、大嶺村、增城瓜嶺村、鄧村石屋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大力推動“文物+”融合發展，將南越國史跡、蓮花山、陳家祠、南海神廟、黃埔軍校、永慶坊等文物古跡申報為各層次A級旅游景區。　　打造各具特色的歷史文化游徑，其中海上絲綢之路等12條游徑入選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遺產游徑。　　利用信息化手段，實施不可移動文物導覽項目，全市700多個市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都制作安裝了二維碼，實現全城文物可閱讀。　　廣州市文廣旅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基于各種文物的客觀條件，廣州逐步構建起文物活化利用“1+N”多元參與模式，1為政府的主導、統籌、引導，N為企業、個人、專業機構等，“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