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律師調查令制度出臺這四年　　2016年8月，在一起技術合同糾紛案件中，原告代理律師通過南沙法院簽發的律師調查令，成功在廣州市發改委調取到案件證據。這是廣州地區的首份律師調查令。　　2017年7月28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律師調查令的實施辦法（試行）》印發，廣州成為全省首個在市區兩級法院全面推行律師調查令的城市。　　四年來，廣州兩級法院累計接受律師調查令申請40162件，共簽發調查令33752份，律師持令成功取證29294份，平均取證成功率約86.79%，律師調查令已成為廣州民事訴訟的基本證據收集機制。　　迎難而上 廣州律師調查令制度率先出臺　　律師調查令，是指在民事案件審理或執行過程中，當事人因客觀原因無法取得訴訟所需要的證據，經當事人的代理律師申請，經法院審查批準，向律師簽發的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書，代理律師可持令向有關單位或個人調查收集證據。　　針對律師執業中調查難、取證難的問題，2016年3月，南沙法院先行先試，與廣州市律協簽訂協議并印發《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法院(廣東自由貿易區南沙片區人民法院)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若干規定》，著手探索。同年8月，首份律師調查令正式發出。　　有了南沙法院的成功探索，律師調查令制度在廣州全面鋪開被迅速提上議事日程。　　2017年1月，廣州市“兩會”召開期間，市人大代表莊偉燕、陳茵明提交建議，建議解決律師普遍反映的在民事訴訟活動中“調查財產線索難”“取證難”等問題。　　這一建議受到了廣州市司法局的高度重視，市司法局局長廖榮輝提出由市司法局牽頭辦理。廖榮輝指出，保障律師依法調查取證，就是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推行律師調查令制度有助于化解財產“調查難”的困境，促進司法公正，提升廣州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2017年5月，廣州市司法局與市中院、市檢察院、市公安局、市工商局等單位達成在全市推廣律師調查令制度的共識，制定了工作時間表。廣州市律師協會充分調研論證并形成《廣州法院關于民事訴訟律師調查令的實施辦法》建議稿。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2017年7月28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律師調查令的實施辦法（試行）》印發，廣州市律協配套制定了《民事訴訟律師調查令規范指引》，標志著廣州律師調查令制度正式出臺。　　2018年12月28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司法廳關于在民事訴訟中實行律師調查令的規定（試行）》發布，律師調查令制度在全省鋪開。　　乘勢而為 簽發量取證率雙雙增長　　據廣州中院統計，截至2017年年底，即該制度出臺不到半年時間，廣州兩級法院已簽發律師調查令1135份。　　2018年7月制度實施一周年時，調查令共簽發3356份，律師持令取證成功率超七成，律師群體對調查令的使用趨于常態化。2020年8月，制度實施的第三年，全市共發出律師調查令20929份，成功取證17845份，平均取證成功率約為85.26%。　　到了2021年7月底，調查令制度實施四年之際，全市已簽發律師調查令33752份，律師持令成功取證29294份，平均取證成功率約為86.79%。　　四年來，廣州律師調查令使用量和取證成功率均雙雙攀升，全市兩級法院針對調查令申請的簽發率超過80%，律師調查令絕大多數是由基層法院簽發。　　據統計，最早試行律師調查令的南沙法院（南沙自貿區法院），四年共發出調查令近2500份，取證成功率約75%。　　荔灣法院共簽發調查令2481份，律師持令成功取證1994份，平均取證成功率約為80.37%。　　天河法院共簽發調查令4004份，是廣州簽發量較大的基層法院，簽發數量呈逐年穩步增長態勢，近幾年年平均取證成功率保持在83%至85%之間。　　廣州中院披露，律師申請調查的證據種類很廣，集中于家事糾紛、借款糾紛、房屋糾紛、合同糾紛、侵權糾紛、知識產權糾紛等案件中；主要調查的證據類型包括：當事人身份信息、婚姻登記信息、產權權屬信息、銀行轉賬記錄、社保和公積金繳納記錄，以及公安部門的調查處理材料等。　　天河法院民一庭法官魯肖介紹，律師調查令在審理階段簽發居多，立案階段簽發較少。“在起訴階段，申請調查的證據應限于與管轄受理有關的起訴證據，當申請調查取證內容涉及敏感個人隱私信息，或與待證事實缺乏關聯性和必要性時，法官可能會視情況不予簽發。”魯肖說。　　2020年8月12日，廣州中院上線了全國首個“區塊鏈律師調查令”服務平臺。相較于傳統的紙質調查令，該平臺實現了申請、審批、簽發、使用及反饋的全流程在線辦理，大大節省了律師在途時間，也實現了全程留痕，確保調查令可溯、可驗，防止偽造或篡改。　　三方聯動 廣州模式實現多方共贏　　廣州律師調查令制度實施四年來，高效輔助各類案件的取證工作，逐漸成為廣州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證據收集機制。廣州在全國率先采取三方協作的“廣州模式”，建立起司法機關、司法行政機關、行業協會的緊密配合，使保障與規范并重、服務與監管同步，從而兼顧各方利益，為輔助查證、保障民眾權益、營造良好司法環境發揮重要作用。　　“律師拿著調查令，配合單位見到調查令就像見到法官一樣。”市司法局局長廖榮輝表示，“廣州律師調查令制度實現了多方共贏的效果”。據悉，司法部曾對廣州律師調查令制度給予充分肯定，指出其“打通了頂層設計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效果很好”。　　廣州中院相關負責人介紹，律師調查令制度在民事審判執行工作中“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實，更能體現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有利于法官中立裁判；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提升辦案效率，緩解“案多人少”矛盾等。　　法律人士分析認為，律師調查令有利于保障律師調查取證的權利，從而維護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增強了訴訟中較難取證一方承擔舉證責任的能力，促使其提升維權意識；將律師和司法機關各自優勢相結合，為案件公平公正審理營造了良好的司法氛圍。　　2018年，“廣州律師調查令制度”入選“廣州市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十大案(事)例”，成效獲得了社會廣泛認可。　　為將該制度法治化，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廣州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中，對律師調查令制度進行了明確規定，這讓律師調查令首次有了地方性法規的依據。來源 | 南方都市報、廣州市律師協會